运营上述工作的，是一家欧盟光伏废物回收组织。在回收箱侧面和卡车的车身，都会有一行醒目的黑色粗体字：PV CYCLE。
PV CYCLE的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，分支机构已遍布欧洲多地，并在前年进入日本市场。虽然是非盈利机构，但PV CYCLE会按照市场份额，向光伏生产企业、销售企业、安装企业和进口企业收取一定费用，用于光伏组件的回收和处理，帮助这些企业以最小的投入，完成欧盟对废旧光伏组件处置的强制要求。
而本文开头描述的“分散收集+集中处理”，只是PV CYCLE的一种回收模式。这种模式主要针对小于40片组件的零散回收。当产生破损组件数量超过40片时，PV CYCLE会直接上门回收。
PV CYCLE成立于2007年，这是欧洲光伏大规模出现后的第10年。1998年，欧洲多个国家开始推出光伏发展计划，其中以德国的“十万屋顶计划”最为出名。无独有偶，中国也曾推出过一项促进光伏发电的计划——2009年，多部委联合推出“金太阳工程”，自此，国内的光伏行业获得了财政补助和科技支持，并开始实现产业化发展。
如果以时间计算，今年也正是金太阳示范工程推出后的第10年。那么，为什么红火的光伏行业却未能催生出类似PV CYCLE的组织?怎样的回收机制才适合中国的土壤?
NO.1
高峰尚早，进场正好
事实上，与光伏生产、安装、运营和维护等红火的环节相比，回收环节在国内很少被人关注。因为行业有一个普遍的认识：国内光伏的回收周期尚未到来。
按照公认的技术标准，光伏组件有25年左右的生命周期。如果从2010年第一批金太阳工程的组件落地算起，今年，这批组件刚进入运行的第8年，距离回收仍有时日。
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，不少业内人士对光伏回收情况进行预测时，会把组件回收的高峰期提前10年，并非按通常规律在2035年出现，而是从2025年开始就可能会进入密集期，2030年左右将迎来处理高峰。
根据中科院电工所的预测，如果组件运营维护良好，到 2034 年国内光伏组件累计废弃量将达到近 60 吉瓦;而如果运维一般，届时累计废弃量将超过70 吉瓦。而70吉瓦，已经超过2017年光伏累积装机量的1/2。而美国能源信息署的分析数据显示，到2050年，中国光伏组件中或将有2/3需要提前退役。
既然产业周期很可能提前到来，回收准备就需要提早跟进。
传统光伏组件在退役之后，一般要经过五个处理环节：
1
第一步是将组件拆卸下来并运输到处理机构
2
第二步进行拆解，取掉背板和电线
3
第三步将组件破碎，去掉最外面的钢化玻璃
4
第四步进行热解，这个步骤的主要目的是把EVA溶解
5
最后一步是萃取，把组件中最有价值的金属、硅料取出来
这五个环节看似容易，但要顺利完成，仍然需要有企业敢于提前尝试，并摸索出靠谱的、可推广的技术路线。
对一个新兴产业而言，新技术和大市场就好像是鸡和蛋的关系：如果没有技术，市场基础再好也没有意义，而市场规模不够大的话，技术的好坏也很难检验出来。但凡新技术，难免经历被打磨、被替换、被改进，但一定要有一种初始技术先行问世，才能给更多技术的出现打下基础。
正如当下的光伏组件回收，尽管行业周期未至，市场规模尚小，但技术储备仍需从当下开始。在未来10年至15年间，应通过不断尝试，让相关技术竞争发展、优胜劣汰。只有如此，到组件大规模退役的时候，成熟的技术路线才能真正派上用场。
NO.2
集中处理，属地优先
一块光伏组件退役之后，要经过拆卸、运输和处理三个环节。在直观的印象中，难度最大的环节肯定是最后一个，即进入工厂之后的回收环节，因为这部分对技术要求最高。但在中国，除了处理环节，运输环节其实也充满挑战。
2010年之后，国内光伏产业出现过两次快速增长。第一次出现在2012～2013年，为了应对欧美“双反”，多部委联合出台多项支持光伏产业的政策，此后一年多，光伏新增装机量增长近10倍，且90%以上为地面电站。第二次出现2016～2017年，由于组件价格下降、扶持力度增加，国内的分布式光伏快速发展，全年装机同比增长3.7倍。
集中上马就意味着扎堆退役。对于2016～2017年大规模安装的分布式光伏来说，产品转化率高、质量较好，且可以参考欧洲、日本等地丰富的分布式光伏回收经验，退役时即便带来一些问题，但影响可能也会较小。
而2012～2013年这批则不然。由于光伏组件推出较早，技术水平相对较弱，且主要应用在西部电站中，在全球范围都很难找到类似的回收先例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批组件将率先退役，因此，亟需探索出中国式的回收模式。
有人曾提出过一种思路，即由光伏企业自己处理，但这种“谁的孩子谁抱走”的模式并不被看好，原因有二：
一是从回报上看，企业处理非常不划算。一块光伏组件回收后，最大的价值体现在其中的金属部分，但可以回收的金属非常有限，且回收投入较大。如果投入与产出不匹配，企业就不可能产生太大的动力;
二是从条件上看，组件处理需要置办设备，加派人力。即便企业有足够的生产能力和技术储备，但一个客观的现实是，国内光伏组件的生产线主要集中于中东部，很少位于西部。如果要处理，每家企业不仅需要重新添置生产线，而且要支付不菲的物流费，这必然会减少光伏企业参与后处理的热情。
既然分散处理、远距离运输难以实现，相对可行的办法应该是集中处理和就近原则。
以甘肃省为例，退役光伏组件可以由专业机构进行收集，并根据产品的类型、破损的程度统一运至一个或几个处理点，根据不同特点进行不同方式的集中处理。而企业则可以参照PV CYCLE的模式，以出资的形式参与后处理，让“专业人做专业事”，或将会产生更好的效果，以及更大的效益。
NO.3
官方搭台，企业参与
新兴领域的技术往往分为两种：通用技术和私有技术。
在行业发展前期，通用技术需要先行出现。但就像平地起高楼，通用技术的研发投入大、风险高，且成果可能不会被一家企业独享。所以，企业往往不愿去做通用技术的研究。一旦出现这种情况，政府就要出面，先行搭建平台，通过合理的激励机制吸引参与者，进而研发出通用技术。
对于国内光伏回收，目前尚未看到通用技术方面的突破，因此，要实现“专业人做专业事”，需要政府率先发力，为组件回收搭建一个平台，并让企业充分参与进来。
首先，政策和标准将是这个平台的基础。
众所周知，光伏行业的兴起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政策的强力推动。但当下，国内尚未出现专门针对光伏组件回收再利用的强制性政策，同时，专门的光伏组件回收机构也处于空白状态。另外，与组件回收相关的标准并不全面，仅有的一本国家标准《晶体硅组件回收再利用通用技术要求》在2017年9月刚刚推出，而与薄膜回收相关的标准尚未完成。因此，尽快制定相关政策和标准是第一步。
其次，需要寻找到可持续的运作模式。
这里所说的可持续，主要是让回收机构拥有造血能力。在这方面，欧洲的经验是成立非营利性组织，并从企业身上获得资本——无论是PV CYCLE，还是另一家组织欧洲太阳能再循环中心(CERES)，两者都是吸纳光伏组件生产商做会员，进而通过收取会员费，以维持自身的运作。而美国光伏企业FirstSolar的经验则是建立第三方基金，由专业金融机构进行运作，并以此支持后处理工作。但两种模式的共同点，就是让企业成为主要参与者。
再次，倡导加强“生产者责任”制度。
在家电领域，有一种提法叫“生产者责任”，即生产企业不仅要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之中负责，还要将其延伸到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，特别是废弃后的回收和处置。在欧洲和日本的光伏行业，企业对生产者责任的落实与政府强制性规定有一定关联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很多企业已经将其内化为自身的一部分。正因如此，它在生产和设计的过程中，往往会考虑如何处置、如何回收，而这种提前参与，无疑将有助于最终组件回收的效率和效果。
